A | Aamir Khan recently remembered late actor Dharmendra and called him underrated, despite his mastery over different genres. Speak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India, the actor said, "Well, I've grown up watching him. He was known as the action hero and the He-man. And of course, he was extremely good in portraying these strong characters in action films.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people have really noticed, I think he's underrated." Khan continued, "His performances in romance or different genres are so great. He's done so well in comedy. My God, he's done amazing comedy, romance, and dramas. According to me, Dharamji was right up there... And what a handsome person." The actor also expressed his regret over not being able to attend Dharmendra's prayer meet which took place on November 27. For the uninitiated, Aamir Khan never shared the screen with Dharmendra, but he appeared as a child actor in the film Yaadon Ki Baarat, which starred Dharmendra, Vijay Arora, Tariq Khan and Zeenat Aman among others. Khan also produced Sunny Deol's yet-unreleased film Lahore 1947. The actor revealed that they had the chance to show Dharmendra the film. "In fact, 'Lahore', the film we've made with Sunny. 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showing him the film, so he's seen the film. It's not released yet, of course, but I was so glad, because this was one of his favourite scripts. So, I'm so glad he got to see the film." The Lagaan actor further called Dharmendra a great actor and a gentle giant and continued, "Dharamji was not only a fine actor, but he was a great human being. He was so gentle. He was like a gentle giant, and he was very loving no matter who he would meet... He was a great actor, and it's a great loss for all of us. He's really an institution. He had such a command over his language. Unki zubaan itni saaf thi... It was so soft that it was amazing to hear him, even in live events when he would speak... I remember, I was there at the book launch for Yusuf Saab , and there he spoke. He spoke with such dignity. Really, it's a big loss for all of us. I'm fortunate I got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him." The legendary actor Dharmendra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89. Also Read: PHOTOS: Amitabh Bachchan, Aamir Khan, Sanjay Dutt and More Attend Dharmendra’s Last Rites。 一 在我踏上南美大陆之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说，这个大陆被两种思想深深影响，一个是天主教信仰，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B | 他觉得我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旅程。当然除了休闲和一些政治思考之外，我还有一个理由：好奇今年南美铜矿产量的干扰来源，这一点在因为目的地戒严和动乱，取消一整段行程之后，我觉得多少已经有点眉目。 所以我想聊聊政治，我运气很好（或者很不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混乱的时候，都机缘巧合出现在当地。2012年前后尼泊尔选举和政府的危机，希腊债务危机，2013-2014哈萨克的汇率贬值，后面还有很多......我很崇拜那些革命者，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我听着左派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Workers of the world，unite！还有那句经典的XX有理。我和他们共情。 而与此同时，我同样接受到很多保守主义的观点，我很欣赏那些优秀制度的设计者，他们对人性，历史，政治和信仰的了解，让他们设计出一些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面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
C | 我觉得稳定也是宝贵的，很多事情是应该具有连续性的。我听着右派的口号：上帝，家庭，祖国；Law and Order，我也开始和他们共情。 所以如大家之前看到的，我觉得讨论左右问题没有太多意义，第一这是一个屁股问题，一无所有的人更喜欢革命。无可厚非他们无所失去，就像口号喊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
D | 拥有一切的人更喜欢秩序，因为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第二这没有绝对的对错，保守和激进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你永远无法说保守就一定是错的，或者激进一定是错的。
E | 这就像你去问联储，到底失业率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这个问题在特定时候的回答会是不一样的。
F | 第三更可笑的是，因为经典的马蹄铁理论，极左和极右往往是类似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过，用极左攻击左，用极右攻击右。我姑且不说这两者之间还有点区别，更多时候最搞笑的是，因为极左和极右是类似的，所以我看过很多次，右派开除了极右翼的籍贯，然后说他们其实是披着皮的左派。反之亦然。 如果说这些理论太枯燥，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这个问题。
G | 在很多时候，矿山和当地的社区或者说原住民，是有利益冲突的，经常一个在原住民那里听到的诉求是，他们觉得矿山的高管和公司老板，一年挣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但不愿意出10万美元给他们修一个新的学校/污水处理设施/空调/公共交通系统。 而几个小时后，在公司高管那里，你可以听到他们抱怨说，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修了X个学校/污水处理设施/空调/公共交通系统。
H | 在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调查主义精神，我觉得总有一个对错，但等到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这个时候是没有对错的。 在这个时候，谁是对的？你可以说按照合同办事情，但历史上有些时候是没有合同的，阿连德取消Anaconda铜矿公司的合同，左派没有拿合同契约精神说事情。皮诺切特杀掉民选的阿连德，右派也没有拿着法制精神说事情。 这就是我标题想说的第一点，化用辜朝明的理论，在这个世界还有点道理可以讲，还多多少少你好我好大家好。法制和契约精神，个体的尊严和民主依然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是政治的“阳”状态，这个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你的做法是一种。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讲道理了，法制和契约不存在了，个体的尊严已经被践踏了，这时候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是政治的“阴”状态。
I | 我现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家可能顶多是觉得乏味，但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感觉很无奈，用一部英剧的台词来说，我觉得我变成了道德真空。 很多时候历史没有简单对错，斯大林的大清洗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必需的地方，魏玛共和国用通胀化债，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战后债务太高的外因。甚至我们看向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经常与极左相伴而生的阶级叙事，经常和极右相伴而生的民族叙事，难道都是完全十恶不赦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我觉得也不尽然。 二 我想大家如果读完上面这些，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之前写下——地缘和政治的研究，应该是研究外交和内政的激进和保守。因为这是我的经历导致的，我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那是我的Mission，我的目标。
J | 那么Vission或者说愿景是什么？如果说Mission是一个可以被量化，可以被裁决，可以被判定的目标，愿景是我纯主观的，是我想要实现的事情，它没法被裁决对错，这是我要这个世界变成的样子，我可以因为力所不能及而失败甚至死亡，但我的愿景依然存在。 我觉得激进和保守没有对错，左和右都是有道理的，甚至我觉得极左和极右会带来悲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但我希望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让人类的极端程度继续缩小。
K | 人类的进步在过去1000年可能体现之一就是如此。 举个例子，蒙古人在一些地区基于民族征服为目的的屠城是灾难，近一百年的一些民族灭绝悲剧也是灾难，但人类的进步体现在这种种族灭绝没有那么极端。这虽然听起来很让人沮丧，但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人类这么多年进步的小小部分了。
L | 或者说曾经的阶级叙事黄巢起义，和近代的左派运动比起来要更加残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能让人类不要走向极端，左右都能有一个度，有两种应对不同时期的策略 在社会共识增加，存在协商的土壤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处在“阳”面的时候，我觉得要鼓励更多的交流、协商、讨论，增加彼此的理解。
M | 这种时候，一个之前说过的那种“大帐篷”式的党派是有意义的。 在社会共识减少，协商的土壤减少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处在“阴”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逆势而为，加入社会的潮流，去保守或者去激进，革命和法律都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等到一切结束，政治回到“阳”面的时候，再回到第一条。 我们现在虽然在滑向阴的那一面，但目前还处在阳的时代，所以有几个事情是我会继续做的，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社会，它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是一个结合体。 例如智利，它40%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大区，所以我理解了皮诺切特只需要控制了首都，就可以控制全国，这点对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然后历史上欧洲的殖民者和外派官员，甚至二战后来到当地的德国纳粹军官，和当地原住民格格不入，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居住区域，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如果说民族/种族叙事经常和阶级叙事针锋相对，那么至少在智利，我看到的是这两个叙事可以作用在同一个火药桶上。这种剧烈的差距，很多时候靠的是宗教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去维持平衡。
N | 例如在他们的纪念博物馆，不被经济剥削的权利就成为了共识。 这里我想直接引用我朋友的记录，他解释了他眼中的智利： 从机场开始的“错位感”：表层现代化与制度缝隙 刚抵达圣地亚哥国际机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大鹏说的原话）。机场设施宽敞明亮，自动化程度高，信号好、指引清晰，连免税店的装修都非常国际化。
o | 出了机场，上高速的流程也流畅便捷，高速公路是收费制的，路面铺装、出入口设计、限速逻辑——整体跟美国没有太大区别。 但从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起，一些细节便开始悄悄透露出不同于表象的真实底色。
p | 最直观的，是我们租车时的押金和保险结构：一辆普通经济型轿车，基础保险以外的附加险费用几乎是车价的两倍，信用卡预授权押金可谓是非常高（注：当然，这一点就是一天之后的伏笔）。对比美国或西欧的租车体验，这种“高保障成本”明显不是技术问题，而更像是对系统性风险和不信任的制度性回应。
q | 换汇时的体验也令人警觉：在正规机场货币兑换点，用信用卡美元到比索的汇率扣除手续费后损失接近20%。这不仅远高于一般OECD国家的机场汇率损耗，也反映出在资本账户和现金流动领域，智利的制度设计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发展中国家思维”——以高交易成本来维持稳定。 开车驶入城市后，这种错位感继续延伸。高速路两边偶尔可见未拆除的废弃厂房、被杂草吞噬的工业用地、随意堆放的工程机械，以及城市边缘不定时出现的垃圾带——这些碎片化的城市图景，与高速路本身的高质量形成了反差。
r | 这是一种熟悉的景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制度逻辑的滞后并存，制度框架对效率的追求和对风险的高估共存。看似功能齐备的“国家平台”之下，是尚未实现制度信任转化的复杂现实。 从物理设施上看，这里接近发达国家，不管是高速路段的规划还是一些其他的商铺陈设安排；但从制度细节和治理手段看，很多机制还停留在防御性的、不完全开放的状态中。
s | 也正是这些细节，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住圣地亚哥乃至整个智利的发展阶段所在。 瓦尔帕莱索：风景、权力与不安的张力 旅程的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瓦尔帕莱索——这座港口城市不仅是智利太平洋贸易的咽喉要道，也是一代强人皮大帅的出生地。
t | 在智利的现代史上，它既是对外开放的象征，也是国家权力暴力转型的见证地之一。 城市本身极具风格：依山而建，房屋沿着山坡层层叠叠，像打翻的油彩盘。涂鸦、拼贴、街头诗句无处不在，夹杂着反资本、亲民众、艺术至上和宗教信条的表达。港口区货运繁忙，巨型集装箱吊臂昼夜不停，船只往来于亚洲、北美和拉美各港，展现出国家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节点地位（客观来说，这样子的匆忙港口景色即便是在中国和美国也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深水港普遍离市区是比较远的）。 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我们在港口边的一家小餐厅吃了顿海鲜大餐——肥美的圣子螺、新鲜的贝类、热腾腾的Mariscal，味道咸鲜丰富，带着冷洋流中才有的海味浓度。更不用说当地盛产的葡萄酒也为这顿纯海鲜增色不少。那一餐成为我们对瓦尔帕莱索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但这座城市，也在不断提醒我们：美感与风险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饭后散步不到半小时，我们停在港口边缘街区的车窗被砸，所幸车上没有任何东西（注：其实我们下车拍了个照也就15分钟时间没在车上）。
u | 事情不大，但令人警觉。这类事件在当地并不罕见，对于许多底层青年而言，港口带来的繁荣是他们看得见却碰不到的财富流动。旅游消费、外贸利润、全球货物流通，这些系统性“增长”，并未真实地渗透进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中。
v | 瓦尔帕莱索因此显得张力十足：它在地理上贴近世界、在文化上释放多元、在历史上靠近权力，而在现实中，却也充满社会不安与制度性缺位。
w | 它是一个典型的“边缘现代型”城市：高度嵌入全球网络，却未能实现内部社会的均衡整合。 富人区的日常：价格、种族与制度的静默边界 从瓦尔帕莱索回到圣地亚哥之后，我们的行程转入Santiago城市东北部的富裕地带，逐步进入一个更“精致”、更“国际化”、也更令人警觉的社会维度。 第一站是La Dehesa山下的一家烤羊餐厅。
x | 我们点了一份巴塔哥尼亚风味的烤羊排，肉质紧实，脂香浓郁，远胜我们在阿根廷或美国吃过的许多羊排。
y |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菜品——侍应使用的英语几乎是母语水准，整个服务流程也非常职业。
z | 这家餐厅经常接待欧美的外国游客、企业高层和当地的比较富裕的家庭。
| 第二天的晚餐，我们换到Vitacura核心地段的一家海鲜餐厅。装修风格精致克制，菜单上全是产地认证的深海鱼种、生蚝和酒单，价格折合下来与美国东海岸中档餐厅相当，甚至略便宜。但放在智利的人均GDP体系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顿饭的人均支出大约是智利家庭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这种定价本身就具有某种“过滤效应”：它决定了谁可以进入，谁必须被排除在外。 又过了一天，我们再次来到Vitacura最核心的街区——Jardín del Este。这一带本身就像是一个欧洲白人中产的生活复刻区，整条街道看不到原住民混血（Mestizo）面孔，也几乎没有外送员、骑行者或儿童嬉戏声。 一家融合秘鲁菜与日料的高端餐厅藏在植被浓密的住宅区中，微风吹拂，智利的风干燥清爽，活脱脱就是加州的复刻。那一刻你会意识到：所谓全球化在智利的体现，不是广泛意义上的融合，而是特定的比较精英的人群在国际资本和文化语境中所构建起的“微型飞地”。 Vitacura和La Dehesa不只是富裕社区，它们是整个国家社会分层机制的空间显影。这里的居民几乎清一色是欧洲后裔白人，无论是衣着、教育背景、外貌特征，还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与社交圈层，都与智利整体社会结构形成明显对比。在这里，几乎装潢比较不错的餐厅都有英文的菜单，并且不是那种很临时的复刻，而是你可以很轻易地看出来他们是经常接待美国和西欧的游客，翻译名不仅精准，也符合美欧比较好的餐馆的传统。 根据2017年人口普查，智利全国约88%的居民拥有Mestizo（印欧混血）背景，而在Vitacura和La Dehesa，非白人比例可能连10%都不到。换句话说，这不仅是经济资源的集中区，也是人口谱系、文化归属与制度红利的重合带。 这里看不到骑自行车的外卖员，也很难找到公交站牌或国有医院，你能看到的只是修剪得体精致的灌木丛和公园。 Cerrillos：制度创伤与去工业化的双重边缘 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几天中专门去了位于Cerrillos区边缘的记忆与人权博物馆（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那是一座现代感很强的建筑，但展出的内容却令人沉重：博物馆系统性呈现了皮大帅军政府时期的国家暴力、强迫失踪、酷刑、秘密警察系统与新闻审查，以及智利社会如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试图面对与修复这段创伤。 展馆内一段录音让我印象很深，是在政变当天（1973年9月11日）广播中反复播放的一句军方通告：“这一刻，国家已经回归秩序。”这句“秩序”的代价，就是数以千计失踪的人、废墟中的工人组织、和一整代不再相信国家的青年。（这一段相信的叙述和感悟我就交给大鹏了） 离开博物馆不久，我们开车返回安全富裕的东北区，一路向旧机场方向走去，所见所闻恰好是展馆内容的空间映射：窄小的街道、涂鸦斑斑的围墙、废弃的厂房和超龄运营的公交车。在国家航空博物馆旁的老工业区，破碎的围栏后是闲置的机械与堆满杂物的仓库，街头多是廉价二手车商、家族经营的小杂货铺，还有蹲在路边的年轻人打量着路过的行人。 Cerrillos曾是智利20世纪工业化的产物：集中着军工、机械、航空等重工业企业，劳工密集，是工会组织与产业工人的根据地。但自皮诺切特时代开始，智利走上了激进市场化的道路：国企被私有化，关税被砍至极低，制造业体系迅速瓦解。在“效率”和“结构调整”的名义下，这些产业节点不再具备盈利能力，城市空间的功能也随之消失。
| 国家选择了另一条发展路径，而Cerrillos这样的老工业锚点就被留在了原地，缺乏更新周期，也没有新的资本接盘。
| 产业没有了，学校和医院资源也开始缩水，治安管理力逐步流失，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低投资、低安全、低声量的边缘地带。 如果说Vitacura和La Dehesa是资源经济增长红利的最终承载者，那么Cerrillos则是增长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代价支付者。它没有被直接摧毁，但也没有机会被重新接入新的增长逻辑。
| 而当你从“记忆与人权博物馆”出来，看到街对面的公交站牌锈蚀、街角老人在废旧塑料瓶中翻找瓶盖，你会忽然意识到：过去的政治创伤和今天的经济结构性边缘，并不是两段断裂的历史，而是同一个制度逻辑的延续——只不过换了表达方式。 三 如果你读完上面的文字，那么你肯定可以理解，住在圣地亚哥东北部的富人，他们对于秩序的理解，和住在圣地亚哥西南部的穷人肯定不一样。
| 阿连德国有化美国铜矿公司，我完全理解它的革命精神，但将心比心，如果一个中国的铜矿公司在赞比亚被国有化，中国企业家和政策制定部门的感受，可能和当年Anaconda以及华盛顿差不多。
| 这片土地确实是保守的天主教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共存的地方，非常有魅力。 所以我希望以后大家，少一些辩经，多一些实干，实干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我觉得都无所谓，甚至如果大家有一天想变成极左和极右，我都不会去制止。
| 因为历史虽然极左和极右带来灾难，但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而且极左往往滋生极右，极右往往滋生极左，当你看到极左和极右的时候，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与和平，那绝对是最危险的事情。我并不是道学先生，不鼓励大家搞这种事情。 那么这种看起来非常道德真空的做法，最后为了完成什么目的呢？我觉得一代人要比一代人强，但这说的并不是激进比保守强，或者保守比激进强，这是两个形容词没法比较而且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定义，一代人比一代人强。 在政治上我的理解是，激进和保守的极端，要比上一代人更低，人类彼此的理解变得更深，最极端的激进主义者，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保守主义者的诉求。最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也会比之前的前辈们更顾及激进主义者的诉求。人类的左右会永远存在且没有对错，这个钟摆永远在摆动，但幅度变小一点，就是我对之后这些政治研究，地缘研究的最大愿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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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13:20:01
